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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亥碎片——100年前,辛亥亲历者的记忆碎片
  2011年8月

作为辛亥革命第一功臣的孙中山,1911年武昌起义第一声炮响的时候在哪里呢?他在美国丹佛的一个旅馆,接到黄克强的电报,说新军将有动作。还没有来得及回复,孙中山就在第二天早上的报纸上看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。但他并未立时赶回。

辛亥革命,孙中山为何没有立即赶回国内
    远在五十四年前十月十日,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,时国父正由美国的旧金山前往美国的东部,适于次夕到达丹佛城。在他的自传中曾有下列的记载:
    “武昌起义之次夕,予适行抵美国哥罗拉多省典华城(即丹佛城)。十余日前,在途中已接到黄克强在香港发来一电,因行李先运送至此地,而密电码则置于其中,故途上无由译之。是夕抵埠,乃由行李检出密码,而译克强之电,其文曰‘居正从武昌到香港,报告新军必动,请速款应急’等语。时予在典华,思无法可得款,随欲拟电覆之令勿动,惟时已入夜,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,思虑纷乱乃止,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,再详思审度而后覆之。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时,起后觉,先至饭店用膳,道经回廊报贩,便购一报携入饭堂阅看,坐下一展报纸看见电报一段云:‘武昌为革命党占领。’是我心中踌躇未决之覆电,已为之冰释矣。乃据电致克强,申说覆电延迟之由,及予以后之行踪,遂起程赴美东,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,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,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。”
    照常理于得悉革命军占领武昌之后,中山先生本可停止东行,折回旧金山,由太平洋返国,为何当革命党人在国内抛头颅洒热血之际,而他却仍在国外积延时日呢?其所以舍立即返国而不为者,实因其衡量全局,择其严急而有更大贡献于革命者而为决定,个人利害毫未计及。国父当日第一个决定为:革命军既已占领武昌,革命的成败,已不单在于决胜疆场之上,而是在折冲国际樽俎之间,所得效力为更大。所以他先从外交入手,俟此问题解决,然后返国。
    国父为什么要有这一决定呢?而此一决定在当时为什么是十分重要呢?我们要明白此点的重要,必须先了解当时中国的处境。辛亥年正是庚子义和团事件之后十一年,在庚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,中国能幸免于瓜分已属万幸。自此之后,民族的自信心已渐趋丧失,每遇外交问题发生,无不谈虎色变。因此,在革命初起的时候,最应顾虑者厥为外交问题:误解革命为另一义和团事件,造成国内外对革命之恐怖,其可虑者一;招致列强之干涉,其可虑者二;迫使列强阴助满清以对付革命,其可虑者三。凡此种种,在当时不仅有发生的可能,且在后来发现的若干事实,皆足以证明此种顾虑之必要。举例言之,当革命军占领武昌之后,两湖总督瑞,本拟逃往汉口租界,求援于各国领事,指革命军为义和团。当时俄德两国驻汉口领事,一闻拳匪之乱再作,竟有援助瑞以对付革命军的主张。幸而当时驻汉口的法国领事罗氏,为国父的旧友,正任领事团首席领事,当各国领事召集会议商议共同行动时,罗氏力持正义云:革命军乃奉孙逸仙博士之命行动,孙氏所领导之革命,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,决非拳匪可比。于是各国乃宜告中立。瑞因不得外力之援助,遂逃往上海,革命军遂得确实占领武汉。此一事例虽然不是当日国父在丹佛途中事先所策划,却是由此可知当日发动革命,在外交上之顾虑不能不以审慎之态度出之丁。

胡汉民与孙中山对谈
    中山先生对于列强对中国革命态度之不可靠,当时曾特别加以顾虑。当他在辛亥年十一月初由欧返国,道经香港前赴上海,其时广东已光复,胡汉民先生被选为广东都督,特与廖仲恺先生由广州至香港迎接。胡先生于晤见中山先生之后,屏人熟议,由晨至晚,争议始决。胡先生力劝中山先生放弃上海之行,以广东为根据,先巩固基础,再谋发展。中山先生立指此说之不当,反要胡先生与之相偕赴沪宁襄赞大计。结果胡先生为其远大之识见所折服,未及一返广州结束都督职务即随同国父同船赴上海。胡先生力主张巩固基础,再谋发展的理由是:
    “袁世凯实叵测,持两端,但所恃亦只数万兵力。此种势力不扫除,即革命无由彻底,此其一;革命无一种威力以强固政权,则破坏建设两无可言,此其二;先生一至沪宁,众情所属,必被拥戴,幕府当在南京,而兵无可用,何以直捣黄龙?此其三;且以选举克强之事观之,则命令正未可行,元首且同虚设,此其四。”因此胡先生的结论是:“何如留粤,就粤中各军整理,可立得精兵数万,鼓行而前,始有胜算。尽北洋数镇兵力,未能摧破东南,而吾事已济,以实力廓清强敌,乃成南北统一之局。”
    国父说:“以形势论,沪宁在前方,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,以修备战,此为避难就易,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,至此其谓我何?”这是中山先生不主张留粤的第一个理由。
    “我恃人心,敌恃兵力,戏如所云,何故不善用所长,而用我所短?”这是中山先生的第二个理由。
    “鄂既稍萌岐趋,宁复有内部之纠纷,以之委敌,所谓赵举而秦强,形势益失,我然后举兵以图恢复,岂云得计?”这是中山先生的第三个理由。
    “朱明末局,正坐东南不守,而粤桂遂不能支,何能蹈此覆辙?”这是中山先生的第四个理由。
     关于袁世凯,中山先生更有如下之看法:
    “谓袁世凯不可信,诚然,然我因而利用之,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,则贤于用兵十万。”
    假如袁世凯将来不可靠又怎么办呢?
    国父认为这是不足畏的,所以他接着说:“纵其欲继满清以为恶,而其基础已远不如昔,覆之自易。”
    袁世凯既不可信赖,为何中山先生要如此借重他呢?这岂不是有意造成辛亥革命之不彻底局面吗?国父的目的究竟安在呢?我想这是他对当日政治环境而为决策的一个重点,那就是说,他的唯一目的是在迅即结束满清二百六十余年的统治,先行奠立民国的始基再及其他。先行结束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政府,纵使有其他的专制势力继起为害民国,然以其基础已不存在,皆不难予以摧毁。中山先生这一政略的用意正如要拔去一株大树一样,必先用力摇松他,然后才可一推而倒,不如此要拔去一株大树是不可能的。因此,先谋满清二百多年的专制政体之结束,是当时中山先生最重要急切的目标。
    国父与胡先生这一场争论,最后的结论是:“我若不至沪宁,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,决非他人所能胜任。”胡先生被国父这一宏论远识所折后乃牺牲己见,服从国父主张,欣然同船赴沪。廖仲恺先生后来回到广州,同志中多有责难,说他既不能留中山先生在粤,同时又不能阻止汉民先生随行赴沪,使广东一时几陷于主持无人,不得已乃以副都督陈炯明代理都督职务勉维现状。廖先生于事后追述在香港争论时情形,曾说:“当争辩时,不能赞一词,及既已决定如此,惟有奉命而返。”由此可见国父当时持论之坚,与推断之明智,及其使人折服的情形。
(《传记文学》第八卷第一期 黄季陆《国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外交决策》)

    任鸿隽回忆在日本听章太炎讲学旧事。身为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,章太炎的思想对当时革命党人影响很大。

章太炎先生东京讲学琐记
    一九O八年我到日本东京留学,太炎先生已在前二年从上海租界出狱,由民报社邀约到东京主持《民报》编辑了。当时有一班热心国学的留学生,趁此时机组织了一个国学讲习会,请先生开讲国学。我记得第一次讲学是在东京神田区大成中学借了一个讲堂开始的。听讲的人以浙人川人为多,浙人中有沈士远、兼士兄弟、马裕藻、马叔平、朱希祖、钱玄同、龚未生等;川人中有曾通一、童显汉、陈嗣煌、邓胥功、钟正、贺孝齐、李雨田及我与我的兄弟任鸿年等。还有晋人景耀月、景定成;陕人康宝忠。这些人大概是每讲必到的,所以还记得。此外还有偶然来去的,也不在少数。讲习的内容由先生决定,开始讲顾炎武的《音学五书》,其次讲段玉裁的《说文解字注》,其次讲郝懿行的《尔雅义疏》,其次讲王念孙的《广雅疏证》,这些都是小学的基本书籍。先生在每条有问题的地方,举出自己的意见详加解释,再由学者们逐条记录在原书的条文上。这样每周一次,大约继续了一二年,听讲的获益不少,后来有几个成了国内有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。小学讲毕后,我们请先生讲诸子学,于是先生讲了《庄子》。记得讲《庄子》时,我们觉得先生关于《庄子》文字的解释极富新义,希望先生把它写出来。次日先生就拿了一部批好的《庄子》来给学生看。他这样精勤不懈,实在令人敬佩,后来就成了他的《庄子解故》一书。讲过了这些古籍之后,先生还作了一次系统的中国文学史讲解。记得此次是在小石川区先生自己的住宅内讲的。先生手中不拿一本书,一张纸,端坐在日本的榻榻米(地席)上,一口气两三个钟头而谈。这样大约讲了四个上午,把一部中国文学史讲完了。后来先生把这个讲演写了出来,成为他的《国故论衡》,可惜他写成古文以后,反而失掉了讲时的活泼风趣。先生同一般的中国学者一样,不大喜欢和人往来,平时总是耽于深思之中,但是对于学者们请他讲学或其他学术上的商讨,从来没有看见他推辞过。这样讲学,于先生本人的成就也有好处。据我所知,先生的著作,如《文始》、《新方言》、《岭外方音集》、《庄子解故》、《国故论衡》,都是在此时成书的。

    先生虽主《民报》笔政,但其政治主张亦不全与同盟会相合。如在《民报》论说中有《代议然否论》一文,显然与当时革命党中的民权论大有出入。一九O九年《民报》既被禁,陶成章自南洋来东京,与先生复兴光复会。辛亥革命后,先生返居沪上,对于临时政府的许多设施如定都、借款等事多所匡正,同时对于党政军人的争权夺利,深致不满。记得某次在南京的川军开会追悼四川革命时期死义先烈,先生送来一副挽联,写道:
    此地龙蟠虎踞,古人之虚言;
    群盗鼠窃狗偷,死者不瞑目。
    当时看见这副对联的均为之骇然。也许是因为陶成章被刺的刺激吧,他此时思想言论渐渐与同盟会党人相远,以至于与当时的官僚兼名士的熊希龄、张謇等组织统一党,来与同盟会对抗。
(文史资料选辑 第32卷 第94辑)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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